浙江抗战大事记丨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

《四库全书》是由清乾隆帝主持缮抄的一套大型百科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四库全书》共7套，分藏7座藏书楼，其中一套在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太平天国时期文澜阁被毁，阁书散失。后经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找回近万册，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重建文澜阁，丁丙主持重抄阁书，历时7年才大体完成。中华民国成立后，阁书入藏浙江图书馆，浙图首任馆长钱恂、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2次主持补抄，至1926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全部补齐。

七七事变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文澜阁《四库全书》恐又面临万劫不复的灾难，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经多方斡旋，阁书清点装箱140箱，《古今图书集成》等其他珍贵善本共装箱88箱，于1937年8月4日运离杭州，暂存富阳；然后先船运，后用卡车分批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暂存。12月下旬，杭州、富阳沦陷后，陈训慈派人赴建德雇民船将阁书及善本运至金华，继而觅车转运龙泉。

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浙大校长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致电浙江，提出“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但浙江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消极应对。

竺可桢深为国宝担忧，筹集2000元垫付到贵阳经费，派遣浙大教授李絜非作为教育部代表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贵阳。

1938年3月27日，包括阁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泉起运，其路线为走公路由龙泉经福建浦城再到浙江江山，乘火车由江山经江西至湖南长沙，再由长沙走公路经湘北、湘西。1938年秋，历经5个月的艰难跋涉，阁书最终到达贵阳。

阁书上路后，屡遇险情。自浦城至江山峡口时，一辆运输车不慎侧翻，11箱3000余册书翻落池中湿水。护送人员急往附近村庄雇人，入池起箱，另行雇车星夜运抵江山县城开箱晒书，但因浸水时间过久，晾晒两日，仍有水渍。为赶时间，不得不重新装箱起运，途中注意通风，直至贵阳后，再次曝晒始干。3000余册书，每册每页经细心揭开，工作人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所幸最终湿水书籍基本恢复原貌。

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地——贵阳地母洞藏库

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教育部直管，在贵阳时由浙江省教育厅、贵州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共同管理。根据教育部决定，阁书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代管，保管员由浙图派遣，浙江大学负责督察。阁书先安置在贵阳西郊的张家祠堂。但张家祠堂离城不到1公里，有空袭隐患。

1939年2月，贵阳遭遇日机严重轰炸后，出于安全考虑，4月，阁书迁入距贵阳市城北4公里的地母洞内。山洞高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附近荒凉异常，没有人烟，但安全性极强。

山洞潮湿，每年秋季必须曝书。由于贵阳多雨，曝书必须数月才能完成，而且搬动点捆，工作非常辛苦，曝书后还要撒石灰吸收潮气。历任保管员均恪尽职守，善始善终，后期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工作改成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因此历时6年的地母洞藏书，阁书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直入黔境，阁书转运到重庆青木关。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浙江图书馆保管员毛春翔护送阁书回杭。回迁过程历经50余日，车队于1946年7月5日到达杭州，阁书重归杭州西湖孤山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