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解码中华文明的长青基因

编者按：中国的悠久历史从何而起？中华文明如何生根发芽、经久不衰？中华民族怎样繁衍生息，发展为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梳理中华文明的源起与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文化自信的深刻探讨，也引导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当下，再思中国文化的根基与未来。

人物名片

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东汉时期壁画《牛耕图》，一农夫身穿白色长袍，赤脚，左手扶犁，右手执鞭，黑、白二牛牵犁而耕。

元代程棨《摹楼璹耕作图》部分，描绘了宋代南方水田耕作的场景。

“中国”二字的来历，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一件青铜器上，这件青铜器的发现有一段故事。上世纪60年代，在陕西省宝鸡县贾村（今属宝鸡市陈仓区），有一天下了大雨，雨后一位村民走出家门，发现土崖上有个地方在阳光下反光。他走近一看，黄土里露出了一点青铜器的边角，于是找来小锄头把黄土剥开，挖出了这件青铜器。他觉得这件东西不错，洗干净后便拿回家用来装粮食。后来他回老家，把青铜器托付给邻居，邻居缺钱花，就把它送到废品回收站，按重量卖了30块钱。

幸亏当时宝鸡在筹建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经常去废品回收站检查，就这样发现了这件青铜器。馆长请专家鉴定后，认定它非常珍贵，于是就把它收为馆藏。到了上世纪70年代，国家文物局要选一批文物出国展览，各地选送的文物便被放在故宫武英殿，请专家鉴定。

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看了这件青铜器，认为这么好的青铜器肯定有铭文。他伸手进去一摸，果然发现底部高低不平。经过清洗，拓印出了100多字的铭文，其中就有“中国”二字。

何尊，现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根据这件青铜器的形制，以及上面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何尊”。“何”，这件青铜器是何氏家族铸造的；“尊”，当时这是用来放酒的器皿。何尊铸造于周成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是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铸有“中国”两个字的实物。

那么这件青铜器上“中国”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们今天的中国？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铭文上的内容。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自己在中国安家了，亲自统治那里的民众。这里的“中国”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不妨再从文字上看，原来“中”是商朝人用来召集他的民众和部队集合的标志。他们专门做了一面很大的旗子，上面还有流苏，这面用来传递信息的旗子的名称就叫做“中”。将一面旗帜的形象抽象成文字、演变过来就是“中”这个字。每次召集时，民众和部队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逐渐衍生出中心的、中央的、最重要的等含义，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或”也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这片土地是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需要有人拿着兵器守卫，所以加上了“戈”。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國”字就是这么来的。再后来又演变为现在的简体“国”字。

解释了“中”和“国”两个字，那么最早的“中国”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众多的“国”中，中间的国、中央的国、最重要的国，叫“中国”。

上古三代（夏、商、周）到秦朝以前，存在很多“国”，没有真正统一，一座城、一个居民点就是一个“国”。比如“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国”就是形容当时“国”的数量多，不是确切的一万个。在这“万国”中，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核心区域，就称“中国”。就像何尊的铭文中提到的，这时的“中国”指商朝统治者所居住的核心区域。

那么“中国”的范围是怎么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衰落，强大的诸侯们轮流称霸、相互兼并。春秋时期，有名有姓的国有一千多个，到了战国时期，主要的国只剩下七个：秦、楚、齐、燕、韩、赵、魏，其他只有若干个附庸小国。这些诸侯们把自己的都城甚至统治区域也称为“中国”。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将整个统治疆域都称为“中国”。所以我们看《史记》中引用的秦始皇时代的文告中已经有“中国”这个词，意思就是他统治的范围。

自此之后，尽管朝代一次次更迭，但是“中国”这个名称再也没有改变。无论是华夏统治还是非华夏统治（比如元朝、清朝）时期，都沿用“中国”来称呼自己的疆域。

有人认为康熙年间的《尼布楚条约》里已经出现了“中国”二字，但实际上这个条约并没有中文本，只有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我们所看见的中文本是后来根据满文翻译的，清朝对外的正式国号还是“大清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多数场合即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成为国家的正式名称，涵盖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土。

历经三千多年的时间，“中国”这两个字从原来只表示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城，逐步扩展到覆盖我们整个国家，并成为了我们历史延续最为重要的基础和载体。

从“诸夏”到“中华”，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

在夏、商、周三代，形成了“夏人”或“诸夏”的概念。夏朝时，主要人口自称“夏人”，这个群体不是单一部族，而是多个部族的联盟，所以又叫“诸夏”。

到了商朝，基本人口仍旧自称“夏人”。商朝统治者是外来族群，有“东来说”和“北来说”的说法，目前的考古证据越来越支持“北来说”，认为商人来自北方，比如辽河下游流域、蒙古高原一带。尽管商朝打败了夏朝，但像清朝取代明朝后主体人口仍是汉族一样，商朝的大多数人口依旧是夏人。

进入周朝，主体人口还是自称“夏人”。一般认为，周人的发祥地在今天的甘肃，后迁到陕西关中地区。周朝强大之后灭了商朝，后分封诸侯，比如周武王分封周公在山东曲阜，建立鲁国；分封吕尚（姜太公）在山东淄博，建立齐国。虽然这些被分封的贵族会带部分族人和部属迁往封地，但当地的主体人口依旧是原有的“夏人”。即便到了孔子时代，人们仍普遍自称“夏人”或“诸夏”。

那么“华夏”一词又是如何产生的？“华”字本义为“花”，象征美丽，不仅指服饰华美，更指品德、礼仪等精神层面的“内外兼美”，就像我们今天所提的“最美人物”。“华”是一个高度肯定、全面赞扬的形容词，“华夏”意为“美丽的夏人”。随着时间推移，“华夏”逐渐取代“诸夏”，并常被简称为“华”或“夏”。

“中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东汉以后。当时，大量非华夏族群，如匈奴、鲜卑、乌桓、羌等内迁中原，一部分是因战争被俘，一部分是因草原自然灾害而主动归附。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为了获得政治地位，积极融入华夏文化；底层民众则因生产生活需要，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面对这一局面，中原的华夏贵族开始用“中原的华夏”自我标识，以区别新融入的群体，简称“中华”。 “中华”的名称到西晋时变得流行，但这一名称很快被泛化使用，新融入者也纷纷以“中华”自居，慢慢的，“中华”这个词用的比“华夏”更多。

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最终不再以独立民族身份存在，而是逐渐融入华夏。

比如，匈奴在东汉时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大多内迁，北匈奴一部分西迁至中亚、欧洲，大部分留在内地的都融合到了华夏之中。东汉末年，迁到山西北部的匈奴被曹操编为“五部”，他们的上层甚至自称是刘邦的后代，建立政权时用“汉”作为国号。至唐朝，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复存在，但有姓刘的宰相，称自己是刘邦后代，其实是匈奴人后代。

鲜卑族也是如此，北魏孝文帝主动推行“汉化”政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华化”。他采取了最主动、最激进的融合办法：迁都洛阳，改穿华夏服饰，禁止在公众场合说鲜卑话（30岁以下马上改，30岁以上慢慢学），改鲜卑姓氏（皇族拓跋氏改姓“元”），籍贯改为河南洛阳，下令与华夏通婚。因此，鲜卑族很快融入了华夏中。唐朝很多姓“元”的名人，比如元稹、元结、元载等，都是拓跋氏的后代，金朝诗人元好问也是鲜卑后裔。

突厥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布范围曾相当广泛，北朝后期曾占据今天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唐太宗初年，突厥军队曾南下至长安城外，唐太宗不得不亲自出面与突厥可汗谈判，才使突厥军撤退。唐朝击败东突厥后，将突厥的上层和中层内迁；后又灭西突厥，又有大批突厥人迁入中原。唐朝任用突厥等外族人为将领，称其为“蕃将”，立功后赐姓李，视为自己人。

突厥中的沙陀族就是典型代表。沙陀首领朱邪氏因立战功被赐姓李，李克用就是这个家族的。此外，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石敬瑭，也是沙陀人，取了汉姓；后汉的建立者刘知远，同样是突厥沙陀人的后裔，他们不但改用了汉姓，并自认为是华夏的一员。

元朝时期，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分布范围很广，比如有大批蒙古人迁往云南。到了清朝，蒙古族因为“满蒙同盟”的政治格局，地位较高。清朝皇帝世代与蒙古王公联姻，将公主嫁入蒙古，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系，这使得蒙古族在清朝的统治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明朝取代元朝后，仍有不少蒙古人留在中原地区。朱元璋对这些蒙古人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承认他们为“大明子民”，另一方面规定蒙古人不得自相通婚，强制他们与其他民族，尤其是华夏民族通婚。这一政策加速了蒙古人融入华夏的进程。

融合的过程一直在发生。清初满族人口约有百万，清朝将他们散布到各地，很多省城有“满城”。辛亥革命后，满族失去统治地位，国家不再供养他们。很多人纷纷改为汉姓，比如爱新觉罗氏改姓“金”，叶赫那拉氏改姓“叶”，瓜尔佳氏改姓“关”等。

这些留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人口基本已经先后融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份子了。

历代留居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已融入华夏，成为民族整体的一部分。

今天的汉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单一民族，并不是因为汉族自古生育率高，而是因为汉族的前身“华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的结果。

华夏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一直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处理民族关系，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纯粹由血统引发的冲突。不像某些坚持血统认同的民族或国家，甚至多少分之一的血统都要追究。

在南方，民族融合的过程略有不同。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瓯越、闽越、于越、骆越等)、巴、氐、蛮、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渐融入华夏，一部分退居山区或边僻地区，形成或组合为不同的少数民族。

清朝末年，革命党最开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传统华夏的概念。但很快，革命思想转变为“五族共和”（汉、满、蒙、藏、回）。梁启超带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认为中国各民族构成一个共同体。现在的中华民族，就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共同体。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与演进

我们一直讲中华文明五千年，但这个说法一直受到质疑，认为找不到有五千年的遗存遗物，无法实证。比如，长城最早建于春秋时期，故宫是明朝时期所建，现存最早的古建筑如五台山的佛光寺、南禅寺，也仅是唐朝后期的遗存，距今不过一千余年。相比之下，巴比伦、希腊、罗马、埃及的古建筑、金字塔、青铜器、文字碑铭等都保存完好。

这其实与中华文明早期建筑的特性有关。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是黄土高原及黄河冲积平原，早期建筑多采用土木结构，比如土墙、木构加上茅草或瓦片屋顶。别说5000年，即使500年也很难保存。而埃及的石建筑则便于长期留存。

为了找到文明起源的确凿证据，中国实施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找到大量确凿的证据，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期发布的结论，大约5800年前，黄河流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为代表，长江中下游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为代表、西辽河流域以辽宁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地区，都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5300年前后，各地陆续进入文明阶段；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引领者。

那能不能说浙江的文明是从良渚文化延续下来的呢？

并不能这么说。约4000年前，包括良渚、河姆渡、上海的崧泽等文化突然消失。其中的原因我们目前还没有百分百弄清楚，但当前主流判断认为当时气候发生了剧变，导致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淹没土地等一系列人类无法抵御的灾害。

有推测认为，部分良渚人迁到了中原，水利学家指出，大禹治水的传说可能就与海水倒灌有关，因为中原地区原本不可能出现持续十几年的洪水；还有研究显示，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人可能携带良渚人的遗传基因。语言学家认为东南亚南岛语系发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移民的方言，表明部分良渚人可能迁往了海上。

正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讲的中华文明，并不是各地土著文明发展延续下来的，而是以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为核心，自中原再次向外辐射、传播的成果。青铜器、文字、礼仪、制度、学术、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都是在中原地区形成发展，再传播到包括江南在内的全国各地。

另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技术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中，并被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青铜冶炼技术源自巴比伦，一些专家曾对此难以接受，但我们应尊重事实。青铜器的年代鉴定技术很成熟，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小刀在新疆西部发现，越往中原年代越晚，三星堆的青铜器年代也比中原晚，说明青铜技术从西向东传入，再由中原往南传播。

在巴比伦，青铜多用于制造工具和武器；但在中国还被制成礼器，如鼎、编钟等，形成了象征等级制度的礼乐文明，不同等级的贵族使用不同规格的礼器，如天子用九鼎，代表九州。

小麦也源自巴比伦，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小麦非常适应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形成的平原，需水量少、易种植、植物蛋白含量高，小麦种植对支撑人口增长和社会阶层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牛、绵羊和马也是从西亚、中亚传播进来的，在古代成为重要的生产和运输工具。

那么，中华文明的核心为什么在中原形成呢？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比其他地区更高明，而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具备最合适的自然地理条件。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土壤疏松，没有成片的原始森林和茂密植被，这对于当时只有石器和简单木器的人们来说，更容易开垦为农田。

在没有机械交通工具情况下，只有像黄河中下游这样的平原地带，人流物流成本最低，最便于管理和治理。于是，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萌发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在秦始皇时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

此外，在6000年前的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不需要人工灌溉，依靠天然降水即可满足农业需求；而当时的南方气候湿热，植被过于茂密，不适合早期农业发展。

农业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只有农业能提供稳定的食物，才能支撑人口聚集和阶层分化，出现统治者、管理者、祭祀人员、军人、工匠等人员，形成城市，中原地区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成为文明的摇篮。

那这是否意味着黄河流域以外的古代文明毫无贡献？并非如此。中华文明能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拥有黄河和长江两条世界级大河，且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能适应气候变迁。当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不利时，长江流域成为了新的发展中心。一般认为，约6000年前是黄河流域更适宜生产生活，但到了约3000年前后，就是长江流域更具优势了。

从西汉开始，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优势逐渐丧失，气候转冷变干，降水集中于夏秋之交。黄土高原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黄河夹带大量泥沙，到达平原后河道变宽、水流减慢，泥沙沉积，形成“地上悬河”。开封一带河床高出地面8-10米，最高处达20米，频繁发生泛滥和改道。再加上黄河流域自古作为政治中心，战乱频繁，天灾人祸交织，导致其逐渐衰落。

唐朝以后，中国的经济、人口、文化重心逐步南迁到长江流域。北方人口的南迁，为南方地区带来了人力资源，也带来了人才、技术和文化。

长江流域也由“断发文身”“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饭稻羮鱼”之地，发展成繁荣富庶之地。唐代后期白居易赞颂“江南好”；五代时人愿“老死江南”；北宋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南宋时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至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一靠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互补支撑，二靠中华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长期奋斗、不断融合、与时俱进。

这就是中国，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这就是中国，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共同家园。

这就是中国，我们美丽、光荣、伟大的祖国。

（浙江日报记者 汪文羽 根据葛剑雄在“共富善治大讲堂”主题报告及其相关研究成果整理）

（2025年07月25日，《浙江日报》00005版：文韵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