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衣斗笠之下的“江南”生活美学

江南，看似简单，却又复杂。

多少文人墨客以丹青妙笔勾勒过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然而在这幅水墨长卷的背后，还藏着另一重江南，那是勤勉的、活跃的、创新的江南。

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包伟民教授，也对十八世纪以来的江南经济社会颇感兴趣，发表过专著和多篇论文。在我们的访谈中，他提醒，太湖的波光里不仅倒映着才子佳人的画舫，更荡漾着织机与稻浪的交响。

当我们重读“绿遍山原白满川”的诗句时，当能听见，在那蓑衣斗笠之下，有将生存智慧淬炼成生活美学的曲折通道。

精耕细作塑造了江南的性格

记者：说到江南，大家的印象常常是细腻婉转，秀美却有几分柔弱。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

包伟民：有这种印象并不奇怪。历史上多次南北战争，南方往往是输家，但同时，江南又长期是在经济、文化方面最有活力的地区。

记者：那么，作为历史学者，您会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特质？

包伟民：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精细化的农业文明。

学术界以前说“唐宋转折”，现在对这个概念已有所质疑。但是，从唐到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人口分布的地理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事实。唐代开元年间，以淮河为界，80%的人口集中在北方，而到了北宋末年，南方人口已占60%。

我们现在到浙江的乡镇，晚上去外面散步，一个市镇接着一个市镇，密度很大。其实南宋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也说他们的空间很拥挤。尽管那个时候实际上的密度和后来是没法比的。由此产生了一个课题——当时的人口密度是否已经对土地产生了压力？

有一些研究人口史的学者，对此下了很多的功夫，比如香港的李中清教授，他是李政道先生的儿子。他研究的结果是否定的。但我认为至少在杭嘉湖、苏南等江南的核心区域，人均耕地已无法满足粮食需求，人口压力确实存在。

记者：这种压力带来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包伟民：面对土地紧张，江南地区的人们主要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就是我把地种得好一点，尽量让它多产出，提高产量，所谓精耕细作。另外一种是我不生产粮食了，我生产手工业品，主要就是纺织品，如蚕丝和棉布。这个过程从南宋开始，到明代中后期完全定型，形成了江南特有的“专业经济”模式，从而保持了经济繁荣。

记者：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江南文化特质，也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形的。

包伟民：江南的繁荣建立在高度内卷的经济模式上。湖州农民种桑养蚕，苏州妇女昼夜缫丝织绢，所谓“江南勤劳”，其实是生存压力逼出来的。北方农民因为气候原因可能有小半年在“猫冬”，而江南的农户则全年劳作，土地被整治得像园林一样精细。

美籍学者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提出，近800年来中国文化是由南宋引导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具体表现在文化性格越来越走向内在，越来越精致化。唐代那种雄浑大气的边塞诗不太有人写了，婉约开始成为主流。

精耕细作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塑造了地域性格和文化气质，促使江南文化走向精致化——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生活方式，都体现出一种细腻、讲究的特质。

知识传播加速强化了文化优势

记者：我们看到您的办公室里挂着许多古画的复制品，其中不少都是江南的场景、江南的格调。

包伟民：是的，像这幅南宋《耕获图》，把不同季节的劳动场面，集聚性地描绘到一幅图画之中。

再看这幅《丝纶图轴》，描绘的无疑就是端午前后“山村处处晴收麦，邻曲家家午晒丝”的场景。南宋中期，棉作尚未普及，纺织品生产以丝麻为主，山阴会稽平原农村也不例外。

记者：宋之前的绘画很少描绘这些农活。这让我们联想到，田园诗也是在这个时候兴盛起来，范成大、杨万里都是南方人。这种风气是江南农耕经济重要性上升的折射吧。

包伟民：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江南的民间，有的是被贬，有的退休了，也有些甚至是从没考上过科举的，但是也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创作能力。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把身边的田园生活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再延伸一下，我们可以说是科举的兴盛推动了江南的读书风气，有知识的群体大幅度增加了。唐代大多数官员是北方人，比如唐代宰相90%以上是在北方出生。但到了宋代，南方人逐渐增多，后来更是超过了北方人。

科举考试中当然也有许多落第的人。他们能干什么呢？最好的职业就是教书，所以江南的师资率提高了。连陆游退休之后也在乡村里面教私塾，他说得很明白，他倒不是要让村里的孩子去考科举，更多的是让他们识几个字，应付日常的生活。但这样一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整个江南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了。

记者：其实当我们说到江南时，已经默认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这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

包伟民：可以说从宋开始，尤其在江南，进入了一个知识传播大大加快的时代。

具体到文化上，首先是由于印刷术的普及，让人们有这种技术条件把自己的作品印成书，否则还是手稿，很容易就散失了。不仅是文学创作，大量的实用手册，比如农书、茶经都印了出来。

我们研究宋史的学者开玩笑说，唐代以前所有的书，研究者一辈子可以看好多遍，明代的书、清代的书一辈子看不完。宋代的书差不多正好可以看完一遍。

创新求变，才见真江南

记者：我们留意到，您的研究兴趣很少停留在热门的王侯将相上，更多关注的是基层社会经济的运行。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目光向下”。

包伟民：这可能跟自己城市平民的出身有关，我觉得比起高层政治来，我更容易理解百姓的生活。当然也有个人的价值追求在里面。我想，历史不仅仅是“科学”式的要素分析。写出历史上的人，特别是普通人是我选择历史学的一种追求。

记者：但是，关于民间生活的记录肯定要少得多，您通过什么来获取研究的资料呢？

包伟民：比如刚才说的这些绘画作品，再比如，有一本专门讲鬼怪故事的《夷坚志》，我读了好多遍，以后有时间应该会再读。它讲的都是带有一点儿神鬼性质的民间小故事，但如果你细心，能够体会出一些可用的资料来，把这些资料拼起来，就能够讨论一些话题。

记者：我们知道，前几年您通读了陆游的诗篇，写了一部《陆游的乡村世界》，呈现的就是江南的日常生活。

包伟民：那是我的一次尝试，陆游的诗歌写得特别多，其中六七成又是和家乡生活相关的，我就想是否可以借陆游的目光来观察南宋浙东地区的乡村社会。比如，江南的乡村房屋是什么样的？那时没有照片，但陆游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从他的众多诗歌里可以归纳出来，竹篱、篱门、疏篱是当时村野建筑的标配。

记者：许多热门的古装剧也取材于江南，您看过吗？

包伟民：我没有看过。不过我确实期待历史学者来写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以前周一良先生说我的老师邓广铭，不但研究历史，还写历史。我们现在的学者都在埋头研究历史，作专题分析，一般不太会去叙述历史。学校的考核体系也不鼓励，通俗读物没法拿来评职称。慢慢地，大家就失去了这个本事，语言也不行。我希望我们学校的老师每个人都能够去写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

记者：在图书市场上，通俗历史读物倒是一个相当热销的门类，尽管大多数作者都不是专业人士。历史题材的纪录片甚至动画片也很盛行。作为专业学者，当谈到江南的时候，您觉得会有什么是容易被曲解的吗？

包伟民：会有一些误导，包括媒体上的文章。我就很讨厌把江南描绘成一个风花雪月，只是喝茶饮酒、赋诗作画的状态。

我还看过一个纪录片，绘声绘色地讲一场宋朝的饭局，上了两百多道菜，如何丰盛等等。那是皇帝跑到宠臣家里，宠臣当然拼命拍马屁，和正常的生活状态完全无关。陆游晚年还经常哭穷，说几天没吃到肉了。这样拍就离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了。

记者：现在各地都在挖掘本地历史，打造文旅项目，有时甚至还要争夺所有权。作为历史学者，能够提供什么支持呢？

包伟民：这比较困难，杭州是南宋的都城，但如果要寻宋，也很难。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探索皇城的地下，我很期待。但地面的遗迹基本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有地名，像清波门、钱塘门。我以前提过一个设想，能不能通过虚拟的技术手段来还原一些场景，然后游客到了这个地方，扫一下二维码什么的，就能对照着观看。可能现在已经有类似的尝试，但可以做得更精准、更生动。

记者：那么，总结一下，在您看来，江南文化最关键的内核是什么？

包伟民：首先是创新求变，就像我之前讲的，为了应对土地压力，他们及时应对，发展出了精细化的专业分工，造就了发达的市镇经济。同时，江南的人们也很务实灵活，农民兼营手工艺人与小商贩，这让他们眼界更宽。从“鸡毛换糖”到现代电商，本质都是对资源的整合。

我们身处江南有时不以为奇，但如果换一个地方，有对比之后就很明显。有一年去巴黎，朋友领着我到大街小巷去转。走到一个小巷，他说这个地方原来都是犹太人在经营，中国人一来竞争，他们就出去了。犹太人厉害在什么地方？西方人有个说法，很小的钱他们也赚，没想到中国人更小的钱也赚。在意大利也是，本来有的城市已经很萧条了，中国人一来又把它弄得很兴旺。这里面就有许多是我们浙江人，带着这种江南文化的基因，勤快，又善于应对各种环境。

（2025年07月11日，《浙江日报》00005版：文韵周刊）